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