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环境危机与治理困境，潜在后果则引发主要力量在责任分配、未来发展权益竞争等方面的较量，进而影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在全球气候变化外交中，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实现能源分配和环境容量的垄断。西方国家一方面对新兴大国冲击既有环境资源和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软法”和“硬法”来约束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而在经济分工和权力转移中继续保持主导优势。中国应以共进策略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一方面在不同谈判联盟之间及内部，积极协调环境资源和容量博弈引发的冲突和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共享能源创新成果，用共同进步的思路解决目前国际环境政治困境。